科学家掠影

施一公:知足常乐是创新的大敌

日期:2020-07-03  浏览次数:421

本文来源:《开讲啦》第245期,由80后励志网整理编辑


       我还挺紧张的,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有没有我们河南老乡?(有!)几乎占了一半儿了,因为我是河南人,还是驻马店人,所以到哪儿呢我都要先认一认老乡,我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产物,到现在为止。我很幸运,我没有考试,是保送去了清华大学,入学的时候,懵懵懂懂,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,但是在清华的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之大。

       那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刚刚入学的时候,我亲爱的父亲突然之间离我而去。在9月21日上午,第四节课下课之前,我们班的教室里突然进来一位传达室的老大爷,他问大家,他说不好意思,我打扰一下你们,在座的有没有一个叫施一公的?我说我就是,他说你家里出事了,赶快出来。我当时心里一凛,不知道什么事儿,出来以后看电报上,我大姐发来的只有七个字:父病危,速归速归!我拿着书包,没有回宿舍,就往火车站跑,十二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。我很少流泪,但是在火车上我一直忍不住,我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。晚上九点多火车到郑州,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待公共汽车,我是从郑州火车站跑回家的,就是希望能够再见我父亲一面。但是在家的楼下,到楼门口的时候,看到的是几个花圈。

       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绝望,仍然想象这不是我的父亲,我跑上四楼,敲开门,看到家里的花圈,看到我父亲的挽联,当时我很崩溃,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。其实我的父亲在两天之前下班的路上,被出租车司机疲劳驾驶撞倒了,这个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救急诊室的时候,我父亲还只是昏迷。我们事后看记录,当时的血压一百三、八十,脉搏六十二,都是正常的,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,我父亲会看到今天的我。可是当时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,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以后,要先交五百块钱押金才能施救,而1987年五百块钱比现在的五十万都难凑。当时这个司机开着车,花了四个半小时凑足了五百块钱,晚上十一点回到人民医院急救室的时候,我父亲脉搏已经没了,零,心跳、血压都没了,测不出来。我难以想象,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,发生在我们家身上,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。大学三年级的我,我所有的价值观、世界观是崩溃的,我多次会半夜起来两三点跑到圆明园,直到把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殆尽,大哭一场,才能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。其实我想了很久很久,我父亲去世以后,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我只是简单的懵懵懂懂,简单地继续我的学业,也许将来做一个科学家。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,我一定要改变社会,我要从政,因为我觉得,从政可以最直接地给一个城市,一个乡村,一个省,一个行业带来福祉。

       在八十年代的中国,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冲击我们,所以我这个从政的想法经过两年之后最终没有往前走。我是提前一年毕业,我迫不及待走上社会。我的第一份工作你们也难以想象,是去香港经商,合同都签了,签了以后还没有等到履行合同就又失效了,还没有就业就失业了。我想了一晚上,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七号楼的三楼,决定出国留学,出去看看。我刚去美国的时候,很是迷茫,我曾经想转行,曾经想转计算机、转经管,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赡养我的母亲,我要挣钱,想了很多。但没有想到,一旦进了实验室以后,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面是如此之神妙,出乎你的想象。

       1995年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,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,我总希望自己不留遗憾。我又去面试了几个位置,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,当时面试我的这几位面试官有一位跟我讲,他说小施啊,中国的保险法刚刚放开,你加盟我们,我们进军中国市场,你转眼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,然后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。当时听得我也是觉得很好玩,真的不是心旷神怡,因为我觉得不够浪漫。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,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,最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,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,要坚定地走下去,不要被周围的人、事物轻易打动,对于我而言,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,我从来都觉得是一条正路,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、所打断。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、同学、学生,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,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,尤其是不要轻易地被“以金钱论英雄”的价值观所牵引。

       如果你问我十年之前回国什么目的,其实非常简单,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,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。尽管1995年就想回国,一直到2007年,十年之前才在清华开始培养第一个博士生,中间又隔了十二年,我又花了十二年做准备,我总在想,我在普林斯顿做的事情,能不能将来在清华复制。我也常常心里不平衡,什么不平衡呢?我们总是以我们走出国门,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为例,说你看这些人到美国有多好,可是跟大家说实话,做得也不好。我这一届清华1985年,我们有两千两百五十一位本科生,毕业那一年和毕业之后的那一年,我估计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,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,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。为啥跟大家讲这个,我讲我的心里不平衡,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,中国学生到了国外,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的,这个比例非常小。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,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,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,当我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,当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,而下面打工的,我了解到的情况,这些中国人非常优秀,他们是我们的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,国内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学生,他们的智力,他们的能力,他们的学识,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、他们的老板、他们老板的老板。可是他们很满足,非常遗憾,他们非常满足。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,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,知足常乐用来对待生活,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,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,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,我们这批中国人到了美国,到了海外,还是知足常乐,这就有大问题。所以我其实一直心里非常不平衡,这也就是为什么,我自己想回清华。

       我有时候想,清华强则中国强。我刚回国的时候,我曾经信誓旦旦,我说我要能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,能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,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,我觉得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,就会是一场革命,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。

       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我的父母,觉得是老师希望我长大能够成才,能够做事情,做大事。我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说:施一公,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。我记忆到现在,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,我也会写日记,我也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,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,别忘了你要做大事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,真的是这样,我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大事情,我总是鼓励我要做大事情。在我看来,无论是做什么,最重要一点就是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,实现自己的价值,你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。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,我认为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,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想一想,有自己独立的判断。生命只有一回,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,你不后悔才怪!

       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。中国大学的毕业生,我们的均值很高,但是方差很小,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,我们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,走路、坐姿,无论是服装、发型,都尽量是要统一,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,思维方式也受禁锢,说实在的,阻碍创新。因为我可以说在中国长大,又在美国待了很久,十几年,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。我在想,你看美国教育的公平,是由公立大学保障的,但这个社会的卓越,科技的卓越,基本是由私立大学保障的,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、斯坦福,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、哈佛、耶鲁,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。对于一个国家,它的实力体现,国家安全保障是靠卓越,而这个卓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,怎么做到呢?我们希望在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,在杭州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,世界级的,研究型的民办大学,这所大学名字就叫西湖大学。我相信到时候民办大学和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交相辉映,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,它们也同样为国家、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。将来过三十年、五十年,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,我们中国人,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、人口,和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。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,这一点要达到,是需要创新的,而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。好,谢谢大家!